简而言之，新闻便是新近出现的事物。作为一种文体，新闻则是用来记载、书写、传达新近出现的事物。广义的新闻，是指记载社会、传达信息、反映年代的一种特定文体——包含音讯、通讯、特写、谈论等。狭义的新闻专指音讯。这儿谈论的是广义的新闻。

　　音讯、通讯、谈论是新闻文体中最底子也是最重要的三大主角。这从每年新闻体系评定职称之时，申报者所有必要供给的“成绩效果”可见一斑。比如，申报主任记者和高档记者，均须供给“成绩效果”资料9篇——“采写并宣布于报纸（时政新闻类期刊）及相关网络媒体的音讯、通讯、谈论各3篇”。这是规定性，是刚性的，有必要的。

　　我想用几句话，简略地归纳一下什么是音讯、通讯和谈论及其差异。当新闻——即新近的事物出现之后——

　　音讯的底子界说和效果，便是把最新产生的工作，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出去。音讯首要处理的是人们所“不知道”的问题，一旦“知道”了，就完结其任务，所以音讯一般是“一次性消费”。

　　真实是音讯的生命和底子，时刻是音讯的功率和效益，简明或曰简略则是便于抢时刻、易于招引读者、有利于流布传达。

　　音讯具有“短平快”特色。教科书上经常说：“今日的音讯是金子，昨日的音讯是银子，前天的音讯是废物。”还说：“读者站着看报，记者站着写稿。”记者写音讯要“倚马可待”，读者读音讯也是阅读略读，就像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所说的那样：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。”

　　从记者写音讯与读者读音讯的这种实际情状，即能够反映出音讯的时效性和简明性之极其重要性。当然，其真实性之重要亦自不待言——真实是音讯的生命。

　　音讯甚至通讯和谈论等新闻文体，都是跟着工业文明、报纸诞生而产生并昌盛起来的，最长也就二百多年的前史吧。可是我国从西方引入音讯、通讯、谈论等新闻名词，并翻译成对应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古典词语，则是一个不简单的发明。

　　音讯一词，最早出现于《周易·丰卦》：“盛极必衰，月盈则食，六合盈虚，与时音讯。”“与时音讯”的“消”是消减、消失的事物，“息”是增加、重生的事物——消减、消失的事物与增加、重生的事物，恰好是构成新闻最重要的要素，而且还切着“与时”两个字——着重着重其时效性，所以“与时音讯”最能体现音讯的精神实质。相同，通讯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南史·谢弘微传》之“传语通讯”，谈论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后汉书·党锢传·范滂》之“自相推荐，谈论朝廷”，其原意与现在所说的通讯和谈论，庶几近之。

　　音讯最实质的特色，便是让最新产生的工作，及时——或许说“暂时”性地“传语”与“流通”，诚如唐代大诗人杜甫《曲江二首》诗所云：“传语风景共流通，暂时相赏莫相违。”

　　假如说音讯是“有话则短”，那么通讯则是“愿闻其详”。假如说音讯的效果是“知道”，那么通讯的效果则是“感受到”——通讯有两条信道，一条像音讯那样传达信息，另一条是看不见的信息——情感传达。

　　当然，通讯也具有时效性，但与音讯相比较，它是弱时效；它也着重可读性和思维性，这在形象性与深刻性中有所包含。深刻性多指提醒主题方面，体现在它能提醒事物的实质，反映客观事物的内涵规则。

　　假如说音讯用归纳性的方法叙说现实，那么通讯则用胪陈和描绘方法体现现实。通讯是对音讯的扩大。通讯的胪陈和描绘，能够展示日子的“原汁原味”“原汤原水”，因此通讯比音讯更能牵动读者的感官，然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招引力。

　　通讯体现出记者（作者）较强的主体知道和个人风格。通讯能够借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法，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日子。主体知道归于片面性，实际日子归于客观性，所以我把本节的小标题定为《通讯：但写真情并实境》。这个小标题，是明代金石学家、藏书家都穆《学诗》中的语句：“但写真情并实境，任他埋没与撒播。”“真情”是主体知道和片面情愫，“实境”是客观实际与客观报导，“实境”为明线出现，“真情”乃潜流滋润，记者（作者）采写时倘能将二者有控制地而且有机地融为一体，即可增强通讯的真实性、形象性、深刻性、可读性与感染力。

　　通讯写作最忌讳的，便是把新闻官腔、政治术语、文件陈腔滥调、技能行话一股脑儿地“糊”上稿。这就需求记者（作者）开动脑筋“把公函变成新闻”，把技能性的言语转换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言语；这就需求对一些冷僻的行话和艰深的术语，进行“翻译”和“破译”，做好“第二种翻译”。换言之，记者（作者）要接地气、说人话，写普通人能听懂的大真话和大白话。

　　通讯是一种比较简单“自由发挥”的文体，其体裁的丰富性和体裁的大容量，使之成为“好新闻”继续挖掘的富矿。这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不少大牌记者的代表著作，往往是“大块头”或许“深加工”的通讯。

　　读者从音讯知道了“是什么”，从通讯了解到了工作产生的概况“怎么样”；但人们还想进一步了解事情的深层原因，或许说，还想进一步深挖现实的含义，也便是读者对思维的渴求——这就需求专门来处理“为什么”的谈论。

　　我把它总结为这三特性，其实也归纳了其他的几特性：政治性包含了方针性与引导性，政论性包含了严密性与合理性，思维性包含了针对性与深刻性。

　　谈论的形状有多种：社论、谈论员文章、编者按语、短评、述评、杂文等。有人说，杂文不是谈论。在我国新闻奖的奖项里，杂文与特写和报告文学，均归入副刊著作。谈论是立论的文体，杂文也是立论的文体，把杂文归入谈论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假如必定要说有什么问题，那便是杂文有点跨界——有的偏重于新闻时评（归于谈论），但层出不穷又侧重于文学性，横跨新闻和文学两个范畴。

　　谈论是新闻文体中最高档的写作，所以被称为“首席文字”。谈论员大多是报社最重要的“笔杆子”，早年在报界被尊为“编缉”。这是工作性质和写作难度所决议的。现在我们申报职称的时分，提交“成绩效果”资料三大类——连同论文共四大类，音讯和通讯一般不成问题，说到谈论便面有难色，说到论文更是心惊胆战，可见“论”之难作。其实，写好谈论是写好其他新闻文体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，是一个好记者、好修改的必备身手。

　　谈论的界说，是对新近产生新闻宣布的言辞，是知道与定见表达的文本。你说这项方针好，那个典型棒，好在哪里，棒在何处，都需求分析、论说“为什么”。

　　据宋代洪迈《容斋漫笔》记载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教授葛延之“作文之要”：“全国之事，散在经、子、史中，不行徒使，必得一物以摄之，然后为己用。所谓一物者，‘意’是也。不得‘意’不能够用事，此作文之要也。”

　　谈论写作亦如是。谈论谈论，最要害的是针对观点打开论说。意在笔先，必须满意，“立论”的条件是“立意”。老杜的《戏为六绝句》诗云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”没有“意纵横”，何来“议纵横”？

　　当然，“意纵横”的条件，是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是尽力锻炼“四力”。不论谈论仍是通讯，都需求发现并处理问题。金代文学家、史学家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（其十一）》诗云：

　　“眼处”是眼力，“心生”是脑力，“临出”是笔力，“亲到”是脚力，只要走到了，看到了，想到了，才干意在笔先，“下笔如有神”。否则的话，脱离实际，凭空捏造，臆想揣摩，胡涂乱抹，成果只能是“暗中摸索总非真”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徒唤奈何！